日本外相出访拉美为何一路说中国 此举到底意欲何为？

这种推演可能与真正的实践严丝合缝，亦可能与千变万化的监察实践相差万里，故理想的立法方式是宜粗不宜细，这是一种至为重要的立法智慧，否则太过具体细化的立法安排若不合时宜，便会透支法律权威，束缚实践的手脚。

例如，在共享单车行业存在激烈竞争，市场机会获取至关重要。[6]也只有在这种动态竞争中市场才能保持活力。

[34]因而，对此类分享经济作出良好规制的前提是厘清平台企业、供给方、消费者以及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毋庸置疑，此种想法通常是一厢情愿的。例如，2017年6月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便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要求网络运营者承担信息安全审查等义务。[5]现实困境亦促使各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台相应的规制措施。但同时，分享经济也引发了无序发展、逃避规制和负外部性等诸多乱象。

在分享经济时代，随着信息披露越来越充分，声誉评价机制也变得愈加关键。例如，喜马拉雅、得到等APP为用户提供读书服务，主要包括全文朗读书籍和讲解书籍核心观点两类。本文旨在提出问题并非提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2）、监察法第22条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监察法第13条规定，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因为上述问题有些或许本来无解，有些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后，才能找到应对的方案。第五、监察法第8条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期限制，即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三，监察机关能否监察人大代表？对此，监察法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监察机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的具体途径是什么？理论上除了通过监察活动，敦促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权威外，是否还应按照立法法的安排，给予监察机关法律案的提起权和合宪性审查的提请权，其实是制度设计的应然之意。

（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若监察机关并未全面移送时，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利时，可否直接向监察机关申请调集证据，或者可否提出申请，经由法院、检察院来调集相关证据，亦需充分研究相关的程序制度问题。包括：（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上述法条所指派驻机构名称如何确定，派驻或派出具体方式是什么？对派驻机构的授权方式是普遍的规则授权，还是具体的临时授权？监察法的有关表述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实操性。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主持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也仅提到可以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机关公务员可以监察。其理据在于：1）、监察法第15条已明确规定是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从此两种不同的职务犯罪，一种由监察委调查，不是刑诉法调整，律师不得介入，一种由检察院侦查，由刑事诉讼法调整，律师可以依法介入。在没有充分把握之前，监察机构当戒急用缓，保持权力行使的谦抑。

如果此条被解读为监察委仅仅依凭反腐败的主观想象，无需个案的客观关联，即可随意启动任何调查，那任何人的权利空间不过是纸糊的篱笆遮挡而已。第十、监察法第25条规定：查封、扣押的财务、文件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查封、扣押，予以退还。

按照代议机构自治的一般原理，国外或境外的监察机构一般不把代议机构的议员纳入监察范围，但由于中国5级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大代表，如果一刀切地将人大代表排除出监察范围，会使监察范围出现一个大的缺口。这会导致逻辑上可能出现，具有很高等级级别的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最后只是交由基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基层法院来进行刑事审判。

这里的立法意图是什么？需要有关权威解释机关做出说明。由于各个具体犯罪的涉案人员因具体案情不同而各有不同，因此监察法第15条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人均有可能成为监察对象。以笔者有限的理解能力和对监察实践的不完全了解，笔者认为下述有关问题是亟需破解的法适用难点问题。第六、监察法第53条规定了各级人大对监察委员会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方式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这是一种富有深意的制度竞赛安排。近年来，各级人大会议举行期间，纪委部门均派出会风巡视小组，这对提高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意识，保障会议的顺利进行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是否可由人大自身成立独立的纪律惩戒机构、健全完善人大代表参会制度来解决？纪检监察部门深度介入人大会议事项，与监察法不直接规定监察人大代表的立法意旨似乎并不完全契合。

第十一、监察机关是否应该拥有监察法规制定权、法律议案提起权和合宪性审查的提请权？在我国宪制架构下，原有的中央国家机关都有广义的立法权，即国家军事委员会可以制定军事法规，两高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法律，若不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这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宪制地位不符，也使因监察法本身制定的简约带来的具体因应性的不足无法及时解决，同时还造成将一切监察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目标难以完全落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监察法并未直接规定共青团、工会、妇联、法学会、律师协会等组织的相关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

本条所列举的人大监督监察委的手段是否包括或者是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所规定的其他监督手段，比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监督法与监察法在法适用中的具体位阶关系和衔接都需要具体研究。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已于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从而为这项涉及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和已经全面展开的监察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该规定也拓宽了监察的对象范围。

由此而产生的办案程序衔接问题，比如检察院退回调查，法院要求庭上质证甚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律师要求调取有关被告人（被调查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全部证据等等，都需要细化的制度规定。具体言之，监察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公职人员。从法解释的技术而言，如何根据监察法的第15条获得科学、合理的答案，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另外，监察法第3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更为值得关注的，乃是各级监察人员，若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是否应本着权力制约和相对均衡的原则，交由检察院来立案侦查？ 第十三，按照监察法的规定，监察人员有客观全面收集证据的义务，但并未规定监察机关有向司法机关全面移送证据的义务。这种推演可能与真正的实践严丝合缝，亦可能与千变万化的监察实践相差万里，故理想的立法方式是宜粗不宜细，这是一种至为重要的立法智慧，否则太过具体细化的立法安排若不合时宜，便会透支法律权威，束缚实践的手脚。

这里也并没有提及人大代表。上述两种国家赔偿制度无法与监察赔偿兼容，这需要尽快通过法律解释或者立法修改的方式解决上述矛盾。

实践中还出现因各种原因监委会主任任期未满即改任他职情况，相应的原任监察委员会的辞职程序，新任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命程序均需要明确规定。第十四、监察法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调查职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

作者：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总而言之，宪法和监察法之下的监察机关是一个职权广泛的强力机关，但这个机关应该有权力边界，应该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使职权，应该接受富有实效的、严密的监督，这些都是未来监察制度完善中的重大问题。进而言之，是另行单独确定监察赔偿，还是分别参照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来处理？还有如何合理确定监察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程序？比如因纪委监察合署办公，同时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执法、执纪等职权，那么在执纪过程中产生的损害，是否得将党的纪委机关列为赔偿义务机关？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研究。第九、检察院、法院的案件管辖通常是以地域管辖为主的原则，而监察机关的案件管辖主要按照与身份级别相适应的属人管辖原则。

一项全新的改革既要给予其必要的试错空间，又要随时勒紧法律的缰绳，以防止因制度缝隙太大而导致出现结构性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惕然警然的是，防止因立法的不周延或者解释的开放性，而造成监察范围的宽大无边、监察权力的毫无边界。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监察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但过于原则、粗犷的立法可能因过多的空缺或留白而不能强力指引实践，甚至造成实践的困扰。

如果将人大代表完全纳入，则必须理论上解释人大代表是否具有公职人员身份，还要考量监察人大代表可能对人大制度本身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如果监察人大代表并对人大代表采取留置措施时，是否要遵循宪法、代表法对人大代表的特别人身保障程序？还要考虑一旦对人大代表执纪、执法监察或者职务犯罪调查时，是否要启动程序，剥夺人大代表的任职资格等问题。对财产比较严厉的调查处置措施比如查封、扣押、冻结，对人身严厉限制的留置措施，派驻机构、派出人员是否均不享有相关权限？派驻机构、派出人员如何既能充分履职，完成监察法赋予之使命，又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尊重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运行规律，比如对法院、检察院中公职人员的监察，不妨碍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对大学中有关人员的监察，不妨碍大学的办学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对人大有关公职人员的监察，不动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地位等，这些都亟待在实践中探索总结。